未成年人“准犯罪行为”与教化对策研究（二十）

4.有限度的监禁和附条件的假释

对未成年“准犯罪者”采取监禁刑只能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这种惩戒方式针对的对象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性和社会危害性；其二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再犯可能性高，具有明显的“知法犯法”倾向。依据我国当前《刑法》，凡是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行为人，一律不受刑法规制，这种对未成年人的过分保护与被侵害的社会及他人利益相比，价值上明显不对等。单从年龄上看，未成年人的确懵懂无知需要保护，但年龄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有时甚至是一种假象，要知道某些未成年人对信息的接收程度，生理成长程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个别成人，更何况还有“团伙作案”的情况出现。对于人身危险性大和再犯可能性高又“知法犯法”的“准犯罪者”们，如果还以刑事责任年龄一刀切的标准去处置，非但不会取得教化保护未成年人的效果，反而会给他们造成一种“杀人无罪”的假象，产生对刑法的藐视。因此，对此类未成年“准犯罪者”采取监禁刑进行教化是很有必要的。

监禁刑的刑期上，法庭应该参考未成年“准犯罪者”的社会调查报告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判处定量的监禁刑，并且要施加一个上限，比如以21周岁未上限，对监禁到21周岁的行为人可以释放，使他们重新重归社会，未成年人毕竟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可塑性，不能因为对社会的过度保护而让他们永远丧失自由的权力。与此同时，对于监禁期间表现好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采取附条件的假释，在假释期内可以责令他们定期参加心理辅导、法律宣传活动，从事社区劳动，禁止进入某些场所等。

5.全面实行对未成年“准犯罪者”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前科制度的实质是为犯罪人贴上“标签”，以便公安机关等机构的管理，在我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前科制度的确起到了提高案件侦破效率，遏制犯罪的作用。但前科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对所有犯罪人无区别的标签化，实践中这种“犯罪标签”会让已经改过自新的人难以重归社会，造成有前科的人只能生活在有前科的圈子，这对社会保护来说是不利的。

对未成年“准犯罪者”的处置离不开教化保护，前科制度的存在无疑会给这种教化保护蒙上一层阴影。未成年人的人生刚刚起步，将前科制度无差别的应用在未成年“准犯罪者”身上，必然会导致其名誉和未来的权益受损，给他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对未成年“准犯罪者”采取前科消灭制度不仅满足他们重归社会的需要，更解除了法庭针对低“准犯罪行为”采取惩戒措施的后顾之忧，维护了社会稳定，达到社会与少年的双重保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