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的两种声音

“醉驾入刑”的两种声音

易胜华 律师

《刑法修正案(八)》五月一日生效后，各地的“醉驾入刑第一案”纷纷出笼，媒体争先报道，公众高度关注。音乐人高晓松醉驾被拘，给“醉驾入刑”增添了不少娱乐色彩。当打击“醉驾”正热火朝天之际，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却泼下一瓢冷水，表示“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张军副院长的发言引起争议，认为是否会导致“选择性执法”。在各界的质疑声中，最高法院针对“醉驾入刑”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在具体追究刑事责任上，慎重稳妥。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可视案情，变更强制措施，保证程序合法”。文件精神与张军副院长的发言是一致的。然而公安部有关发言人却表示，“醉驾行为一律刑事立案”。

“醉驾入刑”仅仅半月有余，就引起了这样强烈的反响，尤其是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对同一行为展示出不同的态度，这是极为少见的。《刑法修正案(八)》有很多重要的新内容，正因为“醉驾”与群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才会如此引人关注。对同一个法律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在法律颁布实施后，最高司法机关对于法律的执行却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就让公众迷茫，让基层办案人员无所适从了。

认真分析，最高法院与公安部的各自表态，在措辞和法律程序上并不矛盾。公安部要求“一律刑事立案”，意思是从严查处，遏制醉驾行为。而最高法院则是要求各级法院在追究刑事责任时“慎重处理，区别对待”。从权限上来说，只有公安机关对醉驾行为刑事立案，案件才有可能由法院处理。如果公安机关未进行刑事立案，醉驾案件就不会与法院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最高法与公安部都是在各自负责的法律程序里，对本系统的办案人员提出的要求。

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公安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这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刑法修正案(八)》既然对“醉驾入刑”做出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而且，追究醉驾者的刑事责任，确确实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全国各地的醉驾行为和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大幅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获得了一定的保障。因此，公安部关于“醉驾一律刑事立案”的表态，显然是合法的、正确的，也符合群众的利益。

人民法院作为刑事案件的审判机关，在审理各种类型刑事案件的时候，根据案件的不同情节和社会影响，对被告人的行为慎重定性、稳妥处理，符合法律的规定和法律的精神，同样也是在维护群众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高法院的表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全局性。

当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最高法与公安部在“醉驾”问题态度上的明显差异。

按照公安部“醉驾一律刑事立案”的要求，刑事立案后，对于犯罪嫌疑人一般要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而最高法的意见则是“已采取强制措施的，可视案情，变更强制措施”。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前脚抓人(刑事拘留、逮捕)，法院有可能后脚就把人给放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公安机关既然进行刑事立案，其目的显然在于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法院在综合考虑案件情节后，有可能以“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定为犯罪”来处理。如此一来，侦查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矛盾就凸显了。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最终做出无罪、免于刑事处罚的处理结果并不少见。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公、检、法各自独立行使权力，既共同协作，又相互制约，公安机关是查办刑事案件的第一梯队，检察机关承上启下，而法院则是保障司法正义和公平的最后一道闸门。

如果把整个司法机关比作一家股份公司，那么，公安机关类似于“经理”的角色，是各项工作的执行者，检察机关是“监事”的角色，不仅要监督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同时也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而法院则是“董事长”，对于事务有最终决定的权力。而人民代表大会，则类似于“股东会”了。当然，这样的比喻并不完全准确。

公安部和最高法都是最高司法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办理具体案件，主要的职责是对下级机关进行工作指导。对于新出台的刑事法律，或者是实践中比较常见的问题，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往往会联合发布司法解释，统一认识，便于下级机关执行。这一次，关于“醉驾”的问题，两大司法巨头并未达成完全的共识，而作为“监事”的最高检，一直保持沉默，迟迟未作响应。

“醉驾入刑”，早在《刑法修正案(八)》审议的时候就引起了强烈的争议。现阶段最高法与公安部的不同声音，不过是立法阶段意见分歧的延续。因为，任何一部法律，一个条款，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正义、公平，也不可能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各地司法机关为追求新闻效应，一窝蜂地抢办“醉驾第一案”，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令人担忧。打击“醉驾”是司法机关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是司法机关众多工作当中的一项。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毫无疑问不仅仅是“醉驾”，还有抢劫、伤害、强奸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职务犯罪行为。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将有限的资源过度集中于打击“醉驾”，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损害到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司法的均衡。从这个角度来看，给“醉驾入刑”泼点冷水，让执法者从狂热中清醒一下，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前注重的是“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从“醉驾”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来看，毫无疑问不属于“严厉打击”的范畴。如果把工作重心和注意力集中在“醉驾”上，与当前的刑事政策是不一致的。

“醉驾”当然是应当打击的，但是，打击方式显然不只定罪量刑一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定罪量刑的法律后果，并不仅仅只是“醉驾者”失去几个月的人身自由这么简单。对于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例如执业医师、律师)，定罪会导致他们失去执业资质(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的，吊销其资格证，《执业医师法》第十六条，《律师法》第四十九条)，如果是中共党员，还将被开除党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条)。如果是公职人员的身份，则面临被辞退、开除。

这样一来，醉驾者除了名誉受损、自由受限，还要面临今后失去收入来源和发展空间的窘境。这些失去正当职业和收入来源的醉驾者，在回归社会后，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最终，这种不利的后果还是转嫁给了社会。仅仅只是一次“醉驾”而已，并没有造成现实的危险，却承担如此严重的责任，这不符合“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

有人认为，只有提高醉驾者的犯罪成本，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杜绝醉驾行为的出现。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超出必要限度的处罚，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能说贻害无穷。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均可以证明，重刑并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甚至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只有罪行与处罚的适度均衡，才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

我们假设一种情形：某日，甲由于没打算开车出门，就多喝了几杯。深夜，家里老人或者小孩突发疾病，情况危急，120急救车来回路程较远(或者最近的医院急救车上其他地方了)，也打不着出租车，病人再不送去医院可能就危险了。甲知道醉驾是犯罪，但是他别无选择，只有开车送病人去医院，一路上都很小心，没出什么事，这时，他被交警拦下了。

上面这个案例虽是假设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如果我们就是这个“甲”，最终被定罪判刑，丢掉工作，会不会觉得“醉驾一律入罪”的法律缺乏合理性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呼吁司法机关“区别对待，慎重稳妥”处理呢?

“醉驾入刑”是否合理，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现行法律应当得到尊重和严格执行，这一点毋庸置疑。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当搁置争议，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尽快拿出一套有效的实施方案，避免下级机关无所适从。“醉驾入刑”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对法律做出修订，维护法律的权威。

2011年5月18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