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假释公示没问题后

假释制度存在问题

(一) 减刑假释工作部门之间缺少沟通

罪犯在服刑当中，如果需要减刑假释等变更刑罚措施时，一般要经过监狱的提请，法院裁定，检察院对全程进行监督等程序。按照我国的司法职权配置，这种在整个减刑假释体系当中法院、检察院、监狱执行机关三部门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关系，决定了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在司法和执法中发生重大情况的相互沟通，在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监狱执法中突出问题的协商解决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实际的情况却是各部门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相互之间互通互动很少，监狱完全掌握罪犯减刑、假释的提请权，虽然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一系列的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但是都属于原则性条款，在实践中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造成人民法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中工作陷入被动，法院除了审查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决定减刑假释的其他标准就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而作为法律执行的监督部门，虽然检察院在各监狱都有驻监狱检察室，但是由于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受“重审判轻执行”、“重打击轻改造”传统思想影响使刑罚执行监督成为其薄弱环节。正是由于法院、检察院、监狱机关长期以来沟通不畅带来了适用法律、工作方法不统一等诸多负面效应。而且，当法院审判、检察院监督、监狱执法之间存在争议、分歧时没有很好的问题解决途径，从而容易造成减刑假释工作的被动和滞后，不能和当前的法制环境相适应。

(二) 减刑假释案件审判职能不明晰。

我国刑法和法院组织法未明确减刑假释属于具体何种审判职能，亦未确定具体由法院哪个部门行使，所以全国法院做法不一，有的隶属于审判监督庭、有的隶属于刑事审判庭，但基本上都将此职能附属于某一具体审判业务部门行使。从现实情况看，无论将其职能设置于哪个部门，都是单纯的将减刑假释案件附属于某一部门，都存在与该部门司法规律和工作机制不相适应之处。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遵循审判规律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强调中立裁判和程序对抗的特点，而裁定减刑假释则遵循司法审核规律，强调效率、程序公开、审核公正的特点。如将减刑假释审核职能简单的附属于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同样的法官既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又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必然会造成法官从意识上认为减刑假释案件并非工作重点，只是每年只需突击完成的一项任务，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刑事和再审案件的审理中，这样很难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另一方面，从行刑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多次少减”更加有利于罪犯的改造，据笔者调查，在我国的较大一些城市法院每年的减刑假释案件办理已经由原来的每年两次增加到了每季度或是每两个月，甚至每个月一次，这样就必然的大大的加大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官的工作量，非常有必要抽调专门的法官来专职负责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三) 假释比例过低。

假释制度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刑法执行制度，是对犯人接受教育改造成果的最高肯定，起到了促进罪犯自新、重新做人的重要作用。在各世界各国假释均保持了较高的适用率，在我国香港、澳门的假释率也分别达到了48.4%和20.9%，但是，在我国内地假释制度的使用始终保持较低的水平，比如从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截止到2008年，河南省全省的假释比例分别为0.13%，0.07%，0.01%，0.01%，0.046%。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对于假释条件规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和没有健全的社区矫正体系从而带来的帮教脱节等问题。首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对未然行为的判断，无论是人民法院还是刑罚执行机关对假释犯出狱后的行为作出准确预测是极其困难的，罪犯被假释后，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谁也无法预测他们会不会再次犯罪。并且，在目前我国包括帮教在内的各项监督保障措施，特别是罪犯改造社区矫正体系是非常薄弱的，从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来看，罪犯改造社区矫正不但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减少国家刑罚执行成本的有效途径，更加有利于使在考验期内的罪犯能够早一些接触到社会，能够更好的重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