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春秋战国怎么判刑

盗墓春秋战国怎么判刑

以“疑冢”防避盗掘的做法，后世仍有沿用，如石勒、石虎、慕容德、高欢等都曾采用这种史称“虚墓”、“伪墓”的形式。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中人骨无存，骨骸朽毁和被盗墓者毁坏的可能都被排除，因而有学者推断，这是“经过科学清理的第一个潜埋虚葬的实例”。

（曹永年：

《说“潜埋虚葬”》，《文史》31辑）传统的反盗墓手段，又包括石椁铁壁以求坚固，储水积沙以防盗凿，以及以机弩飞箭、伏火毒烟来杀伤盗墓者的方式。

盗墓行为的道德批判和法律惩罚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

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

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

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

“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

《唐律疏议》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

“诸发冢者，加役流；

已开棺椁者，绞；

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

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盗墓之罪”的原则。

而《大清律例》有关于“发冢”的内容，对36种情形分别处罪。

其条例计22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

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

《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

民众的“不悦”，民众的“失望”，都表现了一种对于“发墓毁棺”的作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

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说：

“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

”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

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

《异苑》写道，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

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

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王争王争有声。

”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

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

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